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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狗咬死人的法律思考
??兼议饲养的动物伤人的刑事法律盲区

潘志国


[内容提要] 近日，山西省吕梁市发生了一起狼狗咬死人的恶性事件，犬主被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刑事拘留。狼狗咬死人犬主是否应负刑事责任，一时间各种评论遍布各大网站论坛。笔者通过对该事件的深层次法律思考，探究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力图推进动物方面的立法，使我国及早填补动物立法的空白。

[关 键 词] 狼狗 动物 刑事 福利 立法



【讨论背景】

2006年8月31日中午13时许，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莲花街道办马茂庄村崔某家养的两只狼狗疯狂咬死其同村一不满7周岁的男孩。死者家人气愤不过，抬来尸体、砸了玻璃，当晚犬主一家离家出走。离石区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主持村民搭起木架将套住的一狼狗以灌水的方式吊死，另一狼狗被村民用刀捅死。9月2日上午，犬主被找到，当晚19时许，警方对崔某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刑事拘留。
事发后，吕梁市、太原市，以及山西省公安厅，均有针对性地对城市养狗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大型犬(藏獒、狼犬等)不许放养，遛狗必须用绳子(不长于1.5米的牢固绳索)拴住。对于违反规定的养犬户主，公安机关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五条予以处罚。一时间，山西省各地养犬户忙于完善各项养犬手续。
这一事件经《山西青年报》报道后，迅速引起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新浪、网易等各大网站的网民也就此事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间“杀狗”、“不杀狗”、“严惩狗主人”之类的评论遍布各网站论坛。同时，网民们也对城市及农村个人养狗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讨论问题】

1、狼狗咬死人，犬主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具体的罪名？
2、饲养的动物伤人，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界限如何确定？
3、城市养狗的法律问题。
4、动物的福利如何解决？

【正 文】

问题一：狼狗咬死人，狗主人有罪吗？赔钱还是坐牢？
“孩子死了，没满7岁的他死在两条狼狗的血嘴下；狗被杀了，为了‘公道’也为了安全警察吊死了它俩；母亲几乎疯了，受不了刺激的她整天躲在被子里；养狗的被抓了，理由是‘过失致人死亡’；买狗的跑了，他说‘人家还在火头上，我怕’；村子里乱了，计划生育也顾不上干了；警察也糊涂了，抓与不抓他们也不知道了。”
“事情过去多日之后，疑惑和不确定仍旧迷漫在吕梁山下：悲愤与逃避、阴谋与偶然、赔偿与坐牢，一切都尚在未知和不确定里。”
“狗咬死了人，到底抓不抓狗主人？抓人该抓买狗的人还是养狗的人？抓了人又该怎么办？是赔偿还是坐牢？都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但这桩看似普通的社会新闻后面，其实蕴藏着复杂的社会和法律问题。”
??以上，是来自《广州日报》对本案报道的一篇开篇语。
近段时期，狂犬病致人死亡事件让城市“养犬管理”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7岁农村少儿的离去，更加凸现了农村“管狗规章”的缺失。就本案而言，发生狼狗咬死人的重大恶性事件，对于犬主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各界均无太大争议，主要的争论在于，犬主是否要对狼狗咬死人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具体的罪名该如何确定？
一、基本案情
为厘清本案，对部分必要的事实，结合各界媒体调查、走访的资料，披露如下：
(一)关于狼狗
先来认识一下犬，据《辞海》解释，犬亦称狗，哺乳纲，肉食目，犬科。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嗅觉敏锐，性机警，易受训练。犬的肌肉发达、强壮，使它不但能快速奔跑，而且耐久性好。犬品种很多，按用途和繁殖目的可分为牧羊犬、猎犬、工作犬、玩赏犬和家庭犬等(见附件2)。生物学家研究认为，狗最早是由狼、狐和胡狼自然杂交而成的，经过各民族采用不同方法进行长时间的驯化逐渐形成了现在繁多的品种。据联合国统计，现在全世界约有5亿条狗，我国大约有1亿条。目前在太原市公安局登记注册的各种犬有1万余只，但太原市农业局统计的信息表明，太原市饲养的狗至少有10万只。
狼狗，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狗的一个品种，形状像狼，性凶猛，嗅觉敏锐，多饲养用来帮助打猎或牧羊。狼狗，为工作犬类，该犬大多体形较大，经过训练后可以帮助主人完成一些工作。其忠于职守，机警聪明，有优秀的判断力和自制力，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类犬，也常用来在军中服役。狼狗在犬类中属最兴奋的犬种，本身多动，容易出现兴奋和狂躁情形。如果得不到相应的信任，不能经常性地接受光、音、火、水、汽车、其他动物，以及与人的熟悉接触，其性格会发生严重性情变态，进而发展成狂躁凶野。
(二)本案中狼狗的生活状态
1、犬主崔某非狼狗的第一主人，狼狗不是从小由一个主人养大。
2、狼狗在家经常被圈在笼子里。
3、犬主经常不能定量喂养，狼狗不能吃饱，也不经常食肉啃骨。
4、狼狗驯养过活体扑咬，闻见血腥味后就会扑咬。
5、狼狗平常也偶尔追过路人，但从未咬过人。
6、狼狗被人打过，对陌生人有高度的警惕敏感姿态，在距离过近的地方，发现有人持其挨打过的东西时，就会发起攻击。
7、狼狗所在的马茂村属城乡结合带，该村九成左右人家都养狗，除少数观赏犬外，绝大部分为大型狗，主要用来防盗。平常被圈养的狗很少，都是在村子里乱跑。
(三)事件发生之前的狼狗状态
1、事发前几天，一批外地打工者每天路过崔某家路段时，狼狗在没有拴住时，会尾追他们一里地以外。
2、事发前天晚上11时左右，崔某在朋友饭店里拿了些剩肉、剩骨头，回家喂了狗。
3、8月31日上午8时左右，干完活的崔某在街上买了些油条回家喂狗，但两狼狗都不吃，崔某以为是昨天晚上吃多了就没在意。
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

蒋玮
（甘肃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存在缺陷。笔者将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现状进行反思：（一）立法方面。1、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2、公、检、法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二）理论研究方面。１、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尚有欠缺；２、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关键词】　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Looking back the collective rules of criminal evidence in China
Jiang Wei
【Abstract】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But now the related legislate is not completed yet.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going to be rethought.Ⅰ.In legislation. 1.Both of the substantive rule and the implementive rule have drawbacks: that is the rules are short in some parts and cannot been well operated. 2.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go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legal procedure. Ⅱ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1.The study i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s. 2.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clusion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and 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are obscured. 3. It seems the theoretical study drops out of the revolutionary ranks.
【Key words】th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 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 the exclusion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 A
　 引　　言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 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1]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2]按照这一理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可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1） 规定不完整。
1）实体性规则不完整。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则》、《规定》均规定严禁用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但对应当用何种方法收集证据却未作具体规定。此外，实体性规则对如何收集物证等其他证据也未作规定。
2）实施性规则的规定不完整。①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规定，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如搜查、扣押、对人身和邮件的检查等都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②搜查、扣押、检查等行为限制性适用条件极少，如搜查、检查的时间、地点、范围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明确规定。③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3]依据《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实践中也在较广泛地运用，如通讯监听、测谎、密搜、秘捕等。但目前这种运用基本上是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没有相应规定。[4]
（2）立法粗疏，可操作性不强。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实体性规则如《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究竟什么是“法定程序”，如何“收集”，没有下文，实践中难以操作。实施性规则如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查的第109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但对如何搜查、搜查有何要求未作详细规定，实践中无法准确操作。
2、立法的缺陷——公、检、法在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
从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公、检、法 实际上对程序法进行了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这明显违背了作为现代程序法制化标志的“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1）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
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权法定化的表现，是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抑制刑事司法权的过度膨胀和扩张而设立的。所谓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5]换句话说，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只能由立法加以规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质。”[6]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作出规定，都只能被视为是对程序法定原则的背离，其合法性都值得怀疑。
当代中国着力提倡“法治”精神和价值，“依法治国”已被提升到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其中首先就要求在立法环节上作到“有法可依”，即立法机关必须制定出全面调控社会关系所需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对于“有法可依”，我们不能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即认为“有法可依”仅仅指制定出完备的实体法，应当认识到“有法可依”本身也包含着对程序法制化的内在要求。程序法定原则就是“法治”精神在程序法上的体现。[7]公、检、法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的带有程序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原则。这一问题也充分反映了我国“重权力、轻权利”、“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2）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表现
1）关于公安机关有权采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侦查机关是否有权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作出明确规定。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据此公安机关被授予采用技侦措施的权力。但这一规定仍然不能解决公安机关应采用何种技侦措施及如何适用的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公安部制定的《规定》却擅自规定公安机关有采用监听等技侦措施，这一解释是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
2）关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的取舍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和引诱和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却规定凡经查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明确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人权、规范侦查中的收集证据活动，但该规定确立的方式值得质疑。
总之，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在立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证据立法有待完善。
二、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一）理论研究的现状
1、研究的发展。
学者开始重视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发轫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关于证据收集和运用的规则，较早论述的是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一书。该书在关于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中指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方向在于，将一些经过司法实践检验，在运用证据行之有效的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用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该书建议制定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和条件、保障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证明责任、疑罪从无等等，可以说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研究确立我国证据规则的开端。[8]之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议，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
2、现阶段的热点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前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屡禁不止。1998年中国就查办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有关的犯罪案件1469件。[9]2000年最高权力机关的执法检查报告也指出，刑讯逼供已经成了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0]由此，学者对开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高度重视，试图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已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
（二）反思
1、理论研究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未给予足够重视。
刑事证据规则包括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而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刑事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刑事证据法（研究草案）》可以说是学者们对刑事证据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草案包括一般规定、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四章。然而在全部的27条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1]笔者认为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是另一理论研究成果。该建议第二章用31条的篇幅对取证规则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对证据的收集规定的过于原则，如第6条规定：“公诉案件中有罪证据的收集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机关的侦查分工和侦查措施由刑事诉讼法来确定。”[12]笔者认为这难以和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等同。由此不难看出理论研究的欠缺。的确，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并非处于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可以搁置一旁。况且，收集证据还是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前提。目前的理论研究有“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这岂不是犯了“我要的是葫芦”这则寓言故事的错误？
2、为非据排除规则“验明正身”
从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大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之嫌。笔者认为二者是不能够等同的。
（1）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此等有关非法所取得的证据限制其证据能力的法规即所谓证据排除法则。”[13]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非法证据是否予以否定或什么样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1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