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市政府办公室机关效能建设监督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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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


日照市性病防治管理办法


（2001年6月21日日政发〔2001〕33号发布　根据2008年12月8日日照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关于公布2007年底前发布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2年8月10日日照市人民政府令第75号《日照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日照市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等8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预防、控制和消除性病的传播和蔓延，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山东省性病防治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性病是指:
（一）梅毒、淋病;
（二）尖锐湿疣、非淋菌性尿道炎、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生殖器疱疹;
（三）省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性传播疾病。
艾滋病的防治按《山东省艾滋病防治办法》执行。
第三条　性病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性病防治工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对性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公安、工商、民政、财政、建委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合作，共同采取措施，制止性病的发生和蔓延。
第五条　市皮肤病防治所和县皮肤病防治站分别是市、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性病防治机构(以下简称性病防治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性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　市性病防治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拟定全市的性病防治工作规划，报经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市性病防治的技术指导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三）负责性病疫情的统计、分析和预测工作;
（四）指导监督下级性病防治机构的业务工作，开展性病防治知识的宣传;
（五）具体负责东港区、岚山区、日照经济开发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范围内的性病监测和特定人群的预防性体检及性病防治、管理工作。
第七条　县性病防治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全市性病防治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实施办法;
（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性病的监测，性病疫情的统计、分析和预测;
（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特定人群的预防性体检，开展性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工作;
（四）负责性病防治，并对性病患者进行随访指导。
第八条　医疗及预防保健机构开展性病防治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一）具有合格的性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
（二）具有性病辅助诊断的技术设备;
（三）具有必须的消毒隔离措施。
未经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展性病防治业务。
第九条　公安机关对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应当及时通知当地性病防治机构进行性病检查。被检人一次不足5人时，公安机关可以将被检人员带到性病防治机构进行检查，性病防治机构要做到随到随查。
对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人员依法强制进行治疗。其查治费由本人负担，不能当场结算的，可以从其被扣押的财物中预留或先行扣除必要的性病检查治疗费用;确实无力负担的，经公安、卫生部门提出意见，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解决。
第十条　民政部门对收容的流浪乞讨人员疑为性病患者，应当及时送当地性病防治机构检查，确诊为性病患者的应当及时治疗。其费用无力承担的，经民政、卫生部门提出意见，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解决。
第十一条　饮食、服务、宾馆、浴池、交通运输(司机)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定期健康查体时，必须进行性病检查。
性病检查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性病防治机构配合进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积极协助，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拒绝。
第十二条　就业、升学、参军、劳务输出、涉外归国等人员进行查体时，必须增加性病检查项目。
第十三条　婚前医学检查，必须进行性病检查。
第十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性病流行趋势，开展疫情监测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积极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拒绝。
第十五条　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应当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性病的发生和蔓延。
第十六条　经批准诊治性病的医疗及预防保健机构，必须严格执行《性病诊断标准与治疗方案》，对性病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医务人员对性病患者有保密义务。
第十七条　性病检查治疗收费必须严格执行省有关规定，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八条　各级各类医疗及预防保健机构，发现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性病病人及疑似病人时，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传染病疫情。
第十九条　经许可承担性病诊治业务的医疗及预防保健机构，必须建立疫情监测报告制度，对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性病病人应当按月向所在地性病防治机构报告。
各级性病防治机构必须按月向上一级性病防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疫情。
第二十条　从事性病防治、卫生防疫、传染病管理监督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性病疫情。
第二十一条　对性病防治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阻碍性病防治人员依法开展性病检查、防治工作的，由公安部门予以制止，并依法查处;
（二）对未采取预防措施，造成性病传播的单位或个人，由卫生、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个体开业医未经批准诊治性病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山东省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规定，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行医执照;
（四）违反国家规定发布性病诊治广告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五）承担性病诊治业务的医疗及预防保健机构，不能及时准确报告疫情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给予处罚。
（六）对其他违法行为，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四、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提炼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需要体现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确保分配结构调整与财税法制度建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内在一致性。为此，财税法理论应当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分配理论，[1]以及更为具体的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以往的财税法研究对此几乎未予关注，因而需要结合前面的有关探讨，结合财税法的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财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事实上，在财税法的分配理论中，分配结构调整理论是核心，因为整个财税法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分配结构的调整展开的，由此视角可以对整个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进行考察和解析。

结合前面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可以提炼出财税法理论中的分配理论，作为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关联理论、功用理论、目标理论、适度理论、系统理论、范畴理论，等等。现分别简析如下：

第一，关联理论强调，分配与制度的关联以及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关联，是运用财税法调整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没有上述关联，财税法的调整就不可能影响分配结构。如前所述，财税法规定的大量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财税法对于各类主体收益分配权的配置，会直接决定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要优化分配结构，就必须在财税法上合理地配置收益分配权。关联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对分配结构进行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强调要不断优化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

第二，功用理论强调，财税法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特殊功用。前面的探讨表明，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不同类型法律的功用各不相同：传统法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功用往往更大；而现代法对于再分配的调整功用则更为突出。若从宏观调控角度把财税法归入经济法，则其解决再分配问题的功用更引人注目。此外，由于财税法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初次分配的相关要素，因而其对于初次分配的功用不可忽视。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财税法的功用更为特殊，作用的空间更为广阔。

第三，目标理论强调，财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权益，来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分配结构的调整，同样应当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和促进公平与正义，推进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与财税法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

财税法的目标既与其前述的功用直接相关，也与财税法的特定价值密不可分。诸如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对于分配结构调整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应当更加有助于增进分配公平，提高分配效率，保障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第四，适度理论强调，分配一定要适度，要“成比例”。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分配的公正时认为，“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强调“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2]分配结构的调整，与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直接相关，无论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还是基于保障调控实效的考虑，财富或收入的分配都必须适度，尤其不能给国民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应当努力把对国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适度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些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想。例如，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其收入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提供即可，而无需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此外，在国家征收比例方面，要实现“富国裕民”或“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必须真正“裕民”，实现“民富”，国家在财富的征收方面就不能伤及“财税之本”。依据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所体现的“拉弗定律”，一国课税必须适度，不能税率过高，更不能进入课税禁区，必须使税负合理，以涵养更多的税源。从制度实践来看，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3]为世界范围内的税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国有关“宽税基、低税率”的主张甚多，其实就是适度思想的体现。类似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半数原则”，[4]强调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其负担的税收不应超过其应有或实有收益的“半数”，以更好地保障私人产权。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良性的“取予关系”非常重要，[5]它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合法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

适度理论与上述的目标理论也密切相关，它强调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无论是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财税法的调整，都应当强调适度；只有分配适度，才能实现公平、公正，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才可持续。

第五，系统理论强调，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财税法来解决分配问题，都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事实上，财税法解决分配问题，需要财税法内部各类制度的配套；同时，要全面解决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财税法仍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结构，实现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6]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以更好地规范分配关系，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

此外，系统理论还强调，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直接影响相关的分配结构，以及财税法的调整功能，因此，必须关注收益分配权结构的合理性，并对相应的财权或税权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系统的功能。

第六，范畴理论强调，财税法中的大量制度都是在规定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利、分配义务、分配责任，并通过这些分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分配问题，防止分配失衡，确保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分配”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构建财税法学较为系统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通过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可以重新审视整个财税法和财税法学，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财税法是分配法”以及为什么“分配是贯穿整个财税法学的重要线索”，等等。

以上只是对分配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几类重要分配理论的简要解析，其实，上述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现行的财税法制度，推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亦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理论，探讨针对各类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问题。

五、针对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调整分配结构，促其不断优化，应着力解决宏观上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现实中突出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分配问题。为此，需要针对上述各类问题，结合上述的分配理论，调整财税法的内部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全面推进财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实现财税法的有效调整。

（一）针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分配结构的失衡，是财税法调整应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财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应针对重要的、特殊的分配结构来展开。例如，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所构成的“三者结构”历来备受重视；同时，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所构成的“三者结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这两类“三者结构”，在财税法上应当合理界定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公平保护。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都相对偏低。这“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作为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体现，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2007年10月就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几年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并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也是财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1.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财税法调整

针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应当在财税法的调整方面作出诸多重要安排，通过多种影响再分配的法律手段，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数额，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方面，可用的财税法手段颇多。例如，通过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方面的数额，可使居民收入得到提升，真正做到“用之于民”；通过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真正做到“多予少取”，从而在实质上扩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等。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的同时，尚需通过财税法的调整，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速，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已受到不少诟病。如何通过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形成国家与国民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确保收入分配秩序，解决现行财税制度的“过度征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收的现象，有多方面的经济和法律原因，其中，各种类型的“重复征税”是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因。无论是税制性的重复征税，还是法律性的抑或经济性的重复征税，都会严重损害国民权益，影响相关主体的有效发展。近年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持续走高，我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十分突出。面对节节攀升的CPI，人们惊奇地发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税制性重复征税，必须考虑税制的整体优化，必须加强税收立法的协调和统合。当前，财税法律制度不协调导致的不合理的税制性重复征税，以及由此引发的税负过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占比，解决此类重复征税问题，应当是完善现行财税制度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