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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若干问题探析

作者:顾志强 上海罗洁律师事务所


一. 股权的性质
（一）. 关于股权性质的若干解说。
　　何谓股权？股权的性质是什么？无论是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还是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此均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大陆法系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股权既非债权，又非物权，而是基于股东地位而取得的包括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在内的多种权利的集合体。我国法学界对股权性质的解说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物权（所有权）说”。该说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其基本观点认为股权属于物权，在公司的财产中并存着两个所有权即股东所有权和公司法人所有权，并称这种现象为所有权的二重结构。所有权的二重结构并不破坏“一物一权主义”的物权基本法则。“公司享有法人所有权并不是对股东所有权的否定，只是股东所有权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处分权，而不再是完整的所有权。”
（2）“债权说”。该说认为股权的实质为民法中的债权，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早在1930年代，中国学者即有此说，认为“公司因商业而成立，股东享受公司赢利之实益，则其所处之地位，殆与债权人之地位无异。” 迄至1980年代，学者郭锋认为“传统的股东权已经消失，股东所认股份是以请求利益分配为目的的附条件债权。也就是说，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财产权是一种债权。” 而更有人认为“股权不是近似债权而根本就是债权。”
（3）“社员权说”。该说认为股东因投资于社团法人或加入社团法人而成为其成员，并基于其成员资格在团体内部拥有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股东自益权与共益权。
该说并认为股东享有社员权是作为产权交换的代价。 刘凯湘教授亦持该观点，认为“财产利益和不具有财产内容的参与利益这两种利益的结合作为社员权的客体，正是社员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最主要特征，也正是不能将股东权定性为物权或债权的最主要依据。”
（4）“综合权利说”。梁彗星教授认为，“股权系综合性权利，既有非财产性质的表决权，亦有财产权性质的获得股息和公司解散时取回剩余财产的权利，……是以社员权为基础的综合性权利”。
（5）“独立说”。持此说的江平教授认为“股权只能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独立权利类型，” 石少侠教授认为股权既不是所有权，也不是债权，实质上是与所有权和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
除上述主流解说外，尚有“公司法人所有权整体有机组成部分说”、“共有权说” 等。

（二）.本文观点。
以上各解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股权的内在本质，无疑均有可取之处。笔者认为，股权的性质可以被视为是股权的内涵，股权的权能则可以被视为其外延，考察事物的外延往往可以揭示其内涵。一般认为，股权的权能有多项，包括“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参与权、监督建议权和财产请求权。” 显然，“所有权说”、“债权说”无法涵盖上述前两种权能，而“社员权说”不能很好地解释后一种权能。事实上，尽管股权“无疑当属私权范畴”， 但较之同属私权范畴的一般单一的民事权利（所有权、债权等），其具有更多和更为复杂的内涵。对股权的定性应该从其本身的固有特点去考量，而不应“削足适履”，将其硬性归于某类既有的权利之中。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更倾向于“综合权利说”和“独立说”。

二．股权转让的性质及法律效果
所谓转让，就其内涵而言，意味着某被转让物的权利归属发生移转，就其外延来说，广义上包括买卖、互易、赠与等民事法律行为，狭义上仅指买卖。（为行文所需，本文采狭义说）。如上文所述，股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新型权利形态。与一般物品买卖关系有所不同，股权转让在本质上属于权利的买卖。
股权系公司股东独有之权利，股权的持有与股东身份的存在不可分离，全部股权的转让将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而非股东对任何数额股权的受让将使其具有股东身份，因此，在股东与非股东发生股权转让或者股东转让全部股权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构成将发生变化；
股权的转让意味着股东出资数额的变动，而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运行规则是资本多数决原则（这一点在《公司法》第40条、第44条等规定中显露无疑），因此，股权的转让也将使公司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方向乃至利益的诉求都有可能发生相应的更动。“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权的转让可能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因此，股权转让与一般买卖关系更进一步的区别在于：它对作为非当事方的第三人（公司）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股权转让作为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实施。根据一般合同法理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处于不同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至46条的有关规定也体现了区别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立法意图。有鉴于此，本文分别从成立与生效两个方面来探析股权转让合同。
（1）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它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而且强调在合同成立过程中的合意。” 因此，无论何种股权转让，只要转让方与受让方就股权转让的主要条款（如股权数额、转让价格等）达成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告成立。
（2）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所谓合同的生效，“是指国家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予以认可，……” 。根据《合同法》第44条至46条的规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一般同时发生，而先成立后生效的合同主要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在股权转让中，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必须经过原批准机关的批准，获得该等批准是此种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点，而有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合同经转让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通过后生效”，或约定“本合同经公司其他股东承诺放弃受让股权时生效”等，此类股权转让合同即属附生效条件之合同，其尽管已经成立，仍须待约定条件成就时方为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公司法第72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原公司法第35条亦有相似的规定。那么，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股权转让，其合同效力如何？围绕此问题，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类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其主要理由是该等合同违反了法律（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此观点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其基本宗旨是使公司股东得以封闭性地维持股东的人合构成，事先切断公司不喜欢的人成为股东的机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类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如有人认为，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出让人在有效出让自己股权时没有完全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之能力……可以被推定为类似于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主张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7条之规定”（笔者注：即关于效力待定合同之规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类合同属于可撤消合同。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尽管不乏合理成分，但从整体上说均有难以圆说之处。
首先，关于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股东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转让股权也确乎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似乎契合合同法关于无效的规定，但仔细推究，笔者认为，公司法的该条规定是对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要求，并不涉及股权转让的实质条件，这种要求并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其所针对的义务主体也仅限于股权转让方。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假定“征得股东过半数同意”构成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条件，但公司法72条并未规定“征得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行为必须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前实施，按此推断，在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当时或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能判断该合同有效与否（因为此时仍有“征得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可能），而这一点，恰与“无效合同自（成立）始无效”的一般合同法理论形成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也印证了“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之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观点的不当。
其次，关于是否属于效力待定或可撤消的问题。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的合同有三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所订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所订合同。股东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明显不能归于上述任何一种。前文论及的所谓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7条之说，笔者认为显然太过牵强。至于是否属于可撤消合同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可撤消合同仅包括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两类，均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相关，前述股权转让合同显然与之“风马牛不相及。
综上，笔者认为，股东未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仍然有效。或许有人会问，如此，则公司法72条之规定岂非失去意义？笔者认为，该规定的要旨并不在于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有效与否，而在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需要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协助，如果股权转让方违反此规定，公司及其他股东可以此为据，对该等股权转让的内容不予认可，对其履行不予协助，股权转让的结果对公司及其他股东不发生效力。在此情形下，尽管合同有效，但无法得到有效的履行，受让方无法真正地行使股东权利，对股权转让方来说属于履行不能，应就此承担违约责任。


四．股权转让合同之履行：股权交付的法律界定
股权转让的前提和基础是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而要使其真正地完成，有赖于转让合同的履行--- 股权的交付（或称“股权的交割”）。
如前文所述，股权转让本质上是权利的买卖，这一特征使得股权的交付较之一般买卖关系中的交付复杂得多。在一般有形物买卖中，动产的交付，以转移占有为标志，不动产的交付以有权机关变更登记、受让人取得权利证书为标志，而在商标权、专利权等一般权利买卖中，以有权机关变更登记，受让人取得商标证、专利权证等为交付标志。上述买卖标的的交付标志具有法定性和唯一性的特点，其交付的界限和时点清晰无疑。而股权交付的复杂性在于：股权没有如商标权、专利权等有特定、统一的权利证书作为其表现形式，法律也没有对股权交付的界限和标志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就导致了人们对股权交付界定中的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权利转移及新老股东的交替以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为准，也有人认为，股权“转让方的交付义务实际上只是体现为对公司的一种通知义务……”，“只要转让方将转让的事实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在双方当事之间即已完成，受让方此时即可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可以行使股东权利。” 此外，就笔者所知，在司法实践中以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交付标志的较为普遍。国家工商部门总局的有关规定也持此种观点。
笔者认为，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也和股东资格紧密相连。股权转让是股东资格变动和股东权利移转的统一，相对应地，股权内容包括权属和权能两个方面。权属更多地体现股东资格，而权能则侧重于股东权利。赵旭东教授认为，股权交付包括权属转让和权能移转两个方面，股权权属主要通过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工商注册文件三种形式表现出来，权属转让即将股权特定的权属证明形式进行相应的变更，主要包括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变更，权能的移转是指股东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参与公司管理的共益权和分配公司盈利的自益权等实际地转由受让人行使。 笔者同意赵教授对股权转让内容的界定，不过，对其对权属转让的界定并不认同。笔者认为，无论是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还是工商注册文件，都只是权属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权属本身（正如书面合同书与合同本身的关系一样）。先有权属的移转，后有权属形式的变更。这一点，有相关立法为证。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新公司法第74条规定，“依照本法第72条、第73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中的“股东发生变动”和“股权转让”主要指股权权属的转移）。
那么，权属究竟何时转移呢？笔者认为，权属的转移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可完成，其一，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移时间届至；其二，在该时间届至（或者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转移时间）的情况下，转让人已书面通知公司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包括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等）；其三，股权转让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包括公司法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换言之，一旦转让人书面通知公司，权属转移即行完成。
至于股权交付的另一方面即股权权能的转移，由于股权的权能（包括参与公司管理、分享公司红利等），均需通过公司才可实际享有。因此，权能的转移必须有赖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协助才能实际完成。
综上，笔者认为，股权交付是股权权属转移和权能转移的统一，其中任何一项的缺少都将导致股权交付的不完整。而前者通过当事人的单方行为（书面通知公司）即可实现，后者有赖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配合方可完成。


五．股权转让中的程序规制：转让同意、强制购买及优先购买权问题---兼论新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资两合性，股东之间的信赖与合作是维系其运作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点，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对外股权转让（即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作出一定的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亦然。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实际上包含了三项制度，即：转让同意制度、强制购买制度、优先购买权制度。现就该条规定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关于转让同意制度。在此项制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过半数同意”意味着在股权转让问题上，股东以人数而不是持股数额进行表决，这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例外。笔者认为，此种规定乃基于以下考量：设定转让同意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公司股东之间的稳定关系和公司的“人合”性，股东对涉及“人合”性质的事项表决，自应实行“一人一票制。”行文至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公司法有关条文的表述似有不严谨之嫌。该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除非章程另有规定，股东会决议均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而在第72条关于“过半数同意”的规定中，并没有排除股东会表决这种形式。本文认为，在第43条中，如果就前述事宜设置除外条款，在表述上将更为严谨。其二：对于“过半数同意”的表决基数，原公司法规定为“全体股东”（该法第35条），而新公司法规定为“其他股东”。显然，新公司法的规定更为合理。因为，“全体股东”包含拟转让股权的股东自身，而对于“转让股权的股东自身而言，征求其同意是无实际意义的，相反还不合理地放宽了股权转让的限制。”
（2）强制购买条件的界定。该法第72条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此规定在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却隐含着一个问题：“应当购买”时的购买条件（特别是价格）如何确定？该条件必须与股东拟向他人转让的条件一致吗？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将给该项规定的实际操作带来问题。笔者认为，鉴于新公司法颁行不久，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予以明确，不失为一个现实和可行的解决方式。
（3）优先购买权可否部分行使。股东既然被允许全部或部分转让其股权，意味着股权作为转让标的是可分的，这也意味着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在操作上是可以实施的。那么，其在法律上是否可行？公司法第72条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本文认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不能部分行使。首先，从条文本身分析，“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指向的对象是“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对照该规定其他部分，此处“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内涵与外延上与股东拟向他人转让的股权具有同一性。其次，如果允许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能影响股权转让方的期待利益。假设某股东持股51%，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股东之外的第三人意欲获得此控制权，乃提出购买其全部股权，此时若其他股东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如购买10%的股权，则该股东仅剩41%股权可向该第三人出售，如此，很可能导致该第三人因无法获得绝对控制权而转而拒绝购买，使得拟转让股权者的期待利益落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 财政部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国粮财[2006]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财政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谷粮油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各地要按照粮食省长（主席、市长）负责制要求，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方案，确保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二○○六年八月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006年8月）

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期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的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企业经营机制不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粮食流通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因此，各地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和《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精神，继续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妥善解决企业历史包袱，促进企业发展，更好地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继续妥善解决企业历史包袱，努力做好企业分流职工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一）认真做好粮食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和剥离工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各地财政、审计、粮食、农发行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和剥离工作。1998年6月1日至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清理审计认定工作进展缓慢的省（区）要加快进度，经审计认定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要抓紧剥离到县以上（含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管理。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负起管账责任，保证账务清晰；财政部门要及时向农业发展银行结算和拨付政策性挂账利息。对经清理审计的企业经营性亏损挂账，按照债务与资产一并划转和防止逃废银行债务的原则，结合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实行有效管理，逐步消化或依法处置。
（二）多渠道筹集资金，切实做好企业分流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各地要按规定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职工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做好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档案移交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等工作。各地要创造条件，实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安置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所需资金，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考虑，采取多渠道加以解决。继续在中央批准的限额内从粮食风险基金中专项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企业分流安置职工。粮食企业改革改制中依法出售自有产权公房、建筑物收入和处置企业使用的划拨土地的收入，优先留给企业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安置职工。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企业改制中资产变现资金在县市粮食部门内调剂使用。国有粮食企业要努力搞好经营，加强管理，增加收入，做好企业自筹资金工作；在正常经营期间，企业支付给分流职工的经济补偿金和按国家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三）把推进改革和创造就业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分流职工再就业。各地要按规定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职工纳入当地就业再就业规划，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各项再就业扶持政策，搞好职业培训，提高转岗转业能力，为分流职工创造良好的再就业条件。鼓励和支持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支持国有粮食企业通过企业资产重组，创办新的经济实体，安置分流人员。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网点、仓房和产业优势，拓展经营网络，构建新的发展平台，增加就业岗位。地处乡镇的国有粮食企业要引导和支持分流职工，面向农村，方便农民，开办或参加农村粮油中介服务组织，发展农村粮油服务；地处城市的国有粮食企业要面向市民“三餐”，积极开展放心粮油进社区活动，方便居民生活。
二、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创新，继续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
（一）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创新，构建新型国有粮食企业骨干主体。在重点地区以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形式直接掌握一批粮食储备库。在粮食主产区的产粮大县，以现有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基础，通过改制重组，因地制宜组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公司制粮食购销企业。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的非产粮大县，以及粮食供应比较困难的山区、牧区、水库移民区和少数民族、边疆等地区，也要保留必要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大中城市应以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形式重点掌握一部分粮食加工和批发、零售骨干企业，以适应政府宏观调控应急的成品粮油供应需要。稳定军粮供应渠道，承担军粮供应任务的粮食企业，原则上实行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制度。对其他国有粮食企业，可以通过改组联合、股份合作、资产重组、国有民营等形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规范企业改制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国有粮食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要求，制定企业改制方案，并按规定依法审批。企业改制时要充分考虑企业、职工和社会承受能力，做好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职工债务清偿工作，妥善处理好有关政策的衔接，防止引发新的矛盾。企业改制中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2003年第3号）、《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5〕78号）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规定执行。认真做好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清查和债务核实工作，加强对改制企业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对改制企业落实职工安置方案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三）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经营能力。通过减轻企业财务包袱，降低企业负债水平，提高企业优良资产比率。多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企业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资本结构多元化。鼓励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粮食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也可在国家政策范围内，通过其他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探索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有效形式。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真实反映国有资本运营状况，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各地在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对国家投资和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粮食仓储设施，不得随意处置或改变其用途。要根据有利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有效形式，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及其职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一）正确处理粮食宏观调控下的政企关系，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政企分开工作。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与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脱钩，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全社会粮食市场主体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服务，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规范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当政府实施粮食宏观调控时，可委托指定具备资质的粮食经营企业承担相关政策性业务，政府按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要带头服从政府实施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服务。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实行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建立集体决策和可追溯个人责任的董事会议制度，提高管理和决策水平。董事会和经理层要减少交叉任职，董事长和总经理原则上不得一人兼任。
（三）改革企业内部用工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和完善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必须通过公开竞聘，择优录用，并实行任期制和定期考核制。建立和完善收入能增能减、有效激励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和技能要求，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工资制度。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经营者年薪制。建立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经营失误或违法违规等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四）加强粮食企业统计、财务和仓储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把改革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以改革促进管理，以管理进一步巩固企业改革发展成果。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统计工作，配备统计人员，改进统计方法，改善统计手段，保证统计经费，为粮食宏观调控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切实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核算，依法筹集资金，有效运营资产，降低成本费用，规范收益分配，加强财务信息管理，控制财务风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加强企业仓储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加快粮食储藏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尽快制（修）订适应新形势的粮食仓储管理办法和储粮技术规范，提升粮食仓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粮食损耗，保证库存粮食安全。
（五）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培育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国有粮食企业要带头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和质量技术标准，自觉遵守行业职业道德，做到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加强企业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和职工技能培训，推进粮食行业职业资格准入和持证上岗工作，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企业领导层建设，提高经营和决策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员工团队意识，培育新型粮食企业职工队伍。
四、着力培育一批有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
（一）积极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要重点培育一批起点高、有竞争力、带动力强、效益好的龙头企业，创立名牌产品。指导有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以资本运营为纽带，整合资金、技术、品牌、人才等要素，开展兼并和联合，组建大型粮食产业化企业集团。在粮食主产区，要依托粮食产业发展若干个企业集群，建立企业集群示范基地。企业集群示范基地要以优质粮食产业为重点，以其较强的集散能力和辐射面带动周边粮油产业，推动粮食产业化经营向纵深发展。
（二）实施“退城进郊”战略，推动城区粮食仓储、加工企业向更适合粮食物流和粮食产业化发展的地区转移。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粮食企业要抓住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发展时机，在区域规划上做文章，搞好整体搬迁，引进战略投资伙伴，扩大粮食产业化和现代粮食物流规模，为企业发展壮大和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载体与平台。粮食仓储和粮食加工企业的“退城进郊”战略，要拉动粮食精深加工、粮食批发市场和粮食储藏运输产业带建设。要面向市场，集中发挥科技、信息、人才优势与组织协调作用，利用优惠政策，创新激励与合作机制，实行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运作，提升企业竞争力。
（三）大力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使农民在粮食产业化经营中得到实惠。把培育粮食合作组织和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完善粮食产业化链条的重要措施，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推动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的有机结合。重点培育一批辐射力强的粮食合作组织，建立健全粮食行业协会，充分发挥粮食行业协会的自律和中介作用，规范行业行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粮食市场营销网络，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强企业与农户、企业与合作组织以及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联合，发展粮食订单，确保合同履约率，推行“二次结算”，增加农民收入。
五、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建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一）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采取有效措施，营造良好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鼓励国有大型粮食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加大科技投入，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形成一批集研究、开发和应用于一体、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骨干粮食企业。
（二）把企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国有粮食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着重解决粮食领域和企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包括粮库技术改造、粮油加工产业升级、农村粮食产后减损和产后安全保障、粮食质量快速检测技术、现代粮食物流技术以及粮食流通信息技术等，促进企业产品优化升级，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三）加快科技成果在企业中的转化和应用，提高粮食精深加工和现代粮食储运的科技水平。鼓励企业开发粮食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与产业化项目，提高粮食加工转化的质量和效益，以及粮食信息化程度。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增加对粮食精深加工及产业化项目的投入，提高粮食精深加工集约化程度和粮食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发展现代粮食物流，构建快捷、高效、节约的粮食现代物流体系。
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粮食购销和产销衔接
（一）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开展粮食购销。农业发展银行要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积极支持粮食产业发展。对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所需信贷资金，要按计划保证供应；对粮食企业受政府委托收购粮食以及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收购粮食所需的信贷资金，在落实收购粮食的费用、利息和可能出现的价差亏损补贴来源的前提下，应及时足额发放。按照企业风险承受能力，积极支持各类具有收购资质的粮食企业入市收购。加大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精深加工和转化企业、工商联营企业及其他粮食企业、粮食生产基地和粮食市场建设等贷款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粮食精深加工和转化能力，促进粮食产业发展，搞活粮食流通。国有粮食企业要搞好企业诚信建设，提高信用等级，积极争取并利用好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支持，掌握商品粮源，促进粮食购销。同时要通过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企业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益，增强融资能力。积极探索增资扩股、发行企业债券和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性银行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开创粮食收购资金来源多渠道的局面。
（二）鼓励和支持产销区国有粮食企业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促进粮食产销衔接。按照“政府推动、部门协调、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的原则，支持和鼓励产销区粮食企业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促进粮食产销衔接。积极探索省际间粮食产销合作的新方法和新途径，鼓励主销区粮食工贸企业在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和收购基地；鼓励主产区粮食企业在主销区粮食市场经销粮食，建立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化的粮食经营企业。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要调整粮食风险基金的支出结构，将中央财政补贴的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粮食产销衔接的资金需要，支持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对主产区到主销区建立粮食储备、参与主销区粮食供应并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主销区可给予适当的费用补贴。对主销区到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参与主产区粮食生产和收购、将粮食运往主销区销售且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主销区也可给予适当的费用补贴。到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收购基地的企业，可享受农业产业化优惠政策。对国有粮食企业跨省区建设粮食仓库、加工厂等设施的，当地政府要在用地指标、土地价格等方面给予支持。农业发展银行要积极支持产销区国有粮食企业之间开展购销协作，提供快捷的跨省结算服务。
七、积极发展农村粮油服务组织，推进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
（一）发展“农村粮油服务社”等农村服务组织和粮食经纪人，探索农村粮油购销服务的有效形式。各地要把农村粮油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农村现代物流建设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在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国有粮食企业要发挥城乡结合、以城带乡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带动，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土地、房产、人才和经营等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粮油服务社”等农村服务组织和粮食经纪人。加强农村粮油服务组织和粮食经纪人的网络建设，促进企业与粮油服务组织、企业与粮食经纪人、粮食经纪人与农户的联合。积极探索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粮食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努力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优质服务。指导种粮大户和农村粮油合作组织参与粮食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规避市场风险，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二）开展农村粮食连锁经营，推进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引导和规范国有粮食企业广泛开展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以“为民、便民、利民”为目标，以服务农民生活为重点，采取连锁经营、批发配送、上门服务等形式，围绕农民群众一日三餐，积极发掘服务项目，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组织实施“厨房工程”，拓展农村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新模式，不断开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完善和发展面向农民的粮食代购、代销、代储存、代加工和兑换业务，扩大经营范围，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努力为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农民增收服务。
八、加强领导和政策支持，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切实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领导。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的指导，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统筹协调，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切实转变职能，主动担负指导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职责。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
（二）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和落实有关政策，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指导国有粮食企业做好粮食仓库维修工作，保护和改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开展粮食购销，方便农民售粮，各地有关部门应给予适当支持。完善粮食企业增值税政策，在粮食企业增值税政策调整以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对有困难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生产经营性用房和土地，按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后，减征或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加大对粮食产业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对重点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要给予有关政策支持。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中的有关优惠政策，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执行。
（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跟踪了解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推广先进典型，规范国有粮食企业改制，督促企业搞好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及时化解改革中的矛盾，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发挥企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