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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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政府
金昌市人民政府令第30号
《金昌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
市长：张令平
二00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昌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建立和规范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制度，切实解决优扶对象的就医难问题，根据国家《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和《甘肃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实施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制度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基础，以医疗补助、大病医疗救助为补充，以医疗减免为配套，实行属地管理。
第三条 凡持有本市户口的下列优抚对象适用于本办法：
(一)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下简称“三属”)；
(二)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
(三)在乡老复员军人；
(四)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五)参战退役人员；
(六)其他按国家规定领取抚恤、补助金的军队退役人员。
以上对象除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外，在本办法中简称“其他优抚对象”。
第四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在此基础上享受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具体实施按照《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规定执行。
第五条 集中供养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原医疗保障渠道不变。
第六条 城镇有工作单位的其他优抚对象，随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缴费。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按规定督促其所在单位及时缴费参保。
第七条 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范围内的城镇其他优抚对象，按规定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街道办事处(社工委)提出意见，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给予适当补助。
第八条 在乡镇的其他优抚对象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中个人缴费所需经费由县、区民政部门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第九条 七至十级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但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解决；所在单位无力支付和无工作单位的，由县、区民政部门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第十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门诊补助。其中，一至四级残疾军人每年门诊定额资金低于我市离休人员门诊定额标准的，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到离休人员门诊费定额标准执行；五至六级残疾军人每年门诊定额资金低于我市离休人员医疗费门诊定额90％的，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到我市离休人员医疗费门诊定额的90％执行。所需经费由县、区民政部门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拨付到其参保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第十一条 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的住院费用，起付标准以下、最高支付限额以上以及个人按比例负担部分，家庭有困难的，经本人书面申请，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后，在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给予补助。其中，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95％，五至六级残疾军人最高不超过90％。
第十二条 城镇其他优抚对象，已享受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规定待遇后，对其报销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4000元以上部分，经本人书面申请，所在街道办事处(社工委)对申请材料提出意见，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自付费用的50％给予医疗补助，最高补助限额为30000元，每年只能享受一次补助。所需经费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第十三条 在乡镇的其他优抚对象，已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待遇后，对其报销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3000元的，经本人书面申请，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材料提出意见，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自付费用的50％给予医疗补助，最高补助限额为30000元，每年只能享受一次补助。所需经费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第十四条 县、区民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城乡医疗救助范围，对因患重大疾病、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的优抚对象，优先给予救助，具体按金昌市城乡医疗救助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市、县(区)卫生部门按照方便就医的原则确定优抚对象定点医疗机构，鼓励优抚对象就近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
第十六条 优抚对象到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就医时，残疾军人凭《残疾军人证》或《抚恤补助金领取证》，“三属”和其他按国家规定领取抚恤、补助金的军队退役人员，凭《抚恤补助金领取证》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享受《金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重点优抚对象优惠政策的规定的通知》(金政办发〔2004〕123号)和《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下发市医疗机构济困病床医疗费用减免办法的通知》(金卫发〔2008〕8号)的各项减免及优惠待遇。
第十七条 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应在醒目位置公示优抚对象就医优先优惠项目，对优抚对象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不得要求优抚对象支付按规定应予以减免的费用。
第十八条 优抚对象患疑难重症需转到非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须按照城乡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来源包括：
(一)中央和省财政专项医疗补助资金；
(二)市、县(区)财政部门分别按上年度中央和省财政下拨专项医疗补助资金的10％，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三)市民政部门在每年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按照不低于3％的比例安排资金；
(四)社会捐助资金。
第二十条 市、县(区)财政部门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市、县(区)民政部门要设立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专账，用于办理医疗补助资金的核拨、支付等业务。当年结余资金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不得平衡预算和挪作他用。
第二十一条 县、区民政部门要定期向社会公布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对虚假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医疗补助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第二十二条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由各级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财政部门管理并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二十三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负责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按预算管理要求编制年度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城乡医疗保障范围，统一办理无工作单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手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财政部门负责及时拨付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金，审核民政部门提出的医疗补助资金预算方案，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做好已参保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工作，按规定保障参保优抚对象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会同财政、民政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分析，协商解决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六条 卫生部门负责优先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医疗保险)；组织医疗机构为优抚对象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服务，提高服务质量；督促医疗机构落实优先、优惠、优待、减免政策，确保优抚对象医疗优惠优待政策落到实处。
第二十七条 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情况，积极配合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调查核实。
第二十八条 具有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其医疗待遇按就高原则享受一种待遇。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在乡老复员军人，是指在1954年10月31日之前入伍、后经批准从部队复员的人员。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是指在服役期间患病，尚未达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从部队退伍的人员。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参战退役人员，是指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为抵御外来侵略、完成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武力打击或抗击敌方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从军队退役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人员。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其他按国家规定领取抚恤、补助金的军队退役人员，是指参加核试验的军队退役人员，经体检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人员。
第三十三条 因战致残的民兵、民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由金昌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有效期为5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位继承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位继承问题的批复
1951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1950年4月25日法行字第20号呈请解答代位继承问题，我们商询法制委员会研究提意见后，该会未有确定的答复。兹接1951年5月4日行字第8号报告并抄附前呈一件，要求对这类问题迅作答复。兹将我们的意见分述：
（一）丈夫死后，其妻要求代位继承的问题：我们认为夫妻间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但相互间不应有代位继承的问题存在，也就是丈夫死后，妻不应代夫继承翁婆的遗产，同样的，妻死后，夫不应代妻继承岳父母的遗产。据来文所称：“丈夫死后其妻因与婆母不睦，分居度日，其婆母由其他子女供养，至婆母死后，其分居已久之儿妇，又要求代夫继承遗产”，我们认为这个儿媳如有子女可以代父继承遗产，但其本人不能代夫继承遗产。如果丈夫生前已继承其父（即儿媳的翁）的遗产，而在生前和死后一直没有就大家庭财产中分割出来，则儿媳已经继承了丈夫所已继承的那一部份，当然现在仍可主张分割。但这并不是一个代位继承的问题。
（二）关于寡妇要求代夫继承丈夫胞兄遗产的问题，我们认为单就代位继承一点来说，弟媳是没有代夫继承其兄遗产之权的。
试论反倾销实施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及其调整
吕炳斌(韩国国际法律经营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反倾销制度，着眼于WTO反倾销规则某些模糊之处给有关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留下空间这一现象。本文认识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调整反倾销制度保护主义倾向时的重要作用，进行理论和案例上的分析。并且也提出应该考虑进行必要的实体上的调整，以使这一制度发挥更好作用。
关键词：反倾销 WTO争端解决机制 程序 实体
THE PROTECTIONISM TENDENCY OF THE ANTI-DUMPING SYSTEM AND ITS ADJUSTMENT
(c) 2003 LU Bingbin (Transnational Law & Business University，TLBU LAW SCHOOL)
ABSTRACT:The essay mainly deals with the subject of anti-dumping system. It reviews that there remain ambiguities in the WTO anti-dumping law and this law still leaves room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to the enforcement of anti-dumping law. The essay take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s a procedural adjustment to the default of the anti-dumping law, and it also believes that some substantive amendments should be don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erfect this system.
KEYWORD: anti-dump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rocedural law, substantive law
一、反倾销制度与保护主义倾向
法律总是反映着某种政策，反倾销法律制度在实施中潜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主要是一些反倾销的主要发动国以反倾销为借口，推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反倾销法，包括反倾销国内法和反倾销国际法。所谓反倾销制度的保护主义倾向，主要是指各国在利用反倾销措施时所表现出的保护主义倾向，实际上，反倾销制度的确立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需要，这种需要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各国主要是一些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发达国家利用这一制度时过多的考虑本国利益，而利用目前WTO反倾销制度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
随着我国加入WTO，关于反倾销的研究和讨论越来越多，但是实务界主要着眼于如何应诉等，理论界存在一些讨论，但专门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或有待完善之处进行系统研究还不多。在研究国际经济法尤其是WTO法这门新兴学科时，在注重案例分析同时引进一些原理性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反倾销保护主义倾向具体体现在：1、设法扩大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有关条款的解释，由此扩大了对反倾销适用范围的立法，如第6条规定倾销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贸易，同时，总协定为了向各缔约方提供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又规定了在不能采用出口国市场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时，可采用“构成价值”来确定，美国就据此在1974年贸易法中，除了规定不同国家的价格歧视行为是倾销外，还将国际贸易中“低于生产成本的销售”（sales below predicting cost）包括在倾销中，这实际上是对倾销作了扩大解释 ； 2、在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认定上，一是调查机构在履行明显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程序时所做的判断标准。由于反倾销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贸易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反倾销法的理论基础就变得远远不如保护国内工业免受低价进口产品损害的那么重要。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用提高正常价值、降低平均出价格的方法从而增加反倾销幅度。对被认定为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采用“替代国”方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关于倾销的裁决经常是根据由不太恰当的替代国所提供的最为充分的价格资料作出。二是本国企业可以操纵损害标准。损害指标包括市场分额、就业、利润、生产能力、开工率等几个方面及其发展趋势，有些指标并不与进口产品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可以为本国企业操纵，一旦其为政府管理机关认定为其标准得以满足，则倾销随之确立。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是WTO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主要漏洞所在，必须加以完善和修改。 3、滥用国内反倾销法，不惜违背总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发动反倾销调查，如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事先未通知我出口相关单位就进行税率最高达1105%的反倾销。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的保护主义多多少少还是在总协定设定的义务和规则范围内通过对某些条款的利用达到保护主义目的，那么第三种现象就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了。
下面试以美国和欧盟反倾销制度尤其是对中国的一些明显具有保护主义的
不合理措施为例说明。
美国反倾销在适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时，存在着一系列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在涉及价格比较时，对“公平价值”的计算采用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定，因此作出的裁决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主要表现在：1、反倾销法有关选择“替代国”的规定，在适用我国对美出口时缺乏可预测性；2、替代国的方法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执行中很不公平；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使中国产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成本优势，而美国反倾销法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3、累计估算的方法，客观上使得中国商品受到歧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调查被指控商品是否对美国相关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采用的是累计计算方法，即不仅看一国商品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而且看数个被告国家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这明显具有不公平性，典型例子如美国中厚钢板反倾销案，共有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南非等四国受指控，实际上单独的中国绝没有构成倾销。 可见，美国在“公平价值”计算和“实质性损害”评定这两个确定倾销的“关键点”都实行了不合理措施，保护主义可见一斑。
再看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一具体的措施所体现的保护主义倾向。1998年4月30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对反倾销的重要修正案，总体上承认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却出台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五条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的是逐个公司个案审查的办法，这一政策被认为是“本质上的消极性”和“表面上的灵活性” ，总体上肯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上否定之，抽象上承认而到具体案件则想方设法否定之。并且这一政策在市场经济地位适用上具有歧视性，象前南斯拉夫等最早被承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出来没有进行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个案审查，这政策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欧盟针对的贸易大国的意味。并且，更加奇怪的是，如果中国有一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其余没有获得这一地位的企业就仍然需要用参照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来确定正常价值，而这样的选择往往有利于欧盟，通过这一具体政策可以看出，反倾销实际上是某些国家（地区）实行保护主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中国加入WTO后，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15条A款1.2项规定，中国企业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上负有举证责任，这一规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欧盟和美国等原来的对华市场经济问题产生影响，有待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当然，对反倾销制度的质疑在于其存在的漏洞，而非该制度本身。在WTO的反倾销法律中存在着模糊性，这为在执行反倾销法中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解释或做法留下了空间。 相对简单的守则条款不可能对每一个措施作出详细的概念界定，更何况当事方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条款的含义。 事实上，反倾销法向来被认为是倾向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法，或者是“对保护主义的简单包装” 。
我们可以呼唤，在利用反倾销制度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起诉国与应诉国利益平衡问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确实是利益的平衡器，但是有关当事人总是喜欢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谋求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利用制度的缺陷或可争议之处。要在法律本身达到充分考虑起诉国和应诉国的利益，这需要实体法的相应修改，这不是一朝一日即可实现，目前只能着眼于如何利用现存机制扭转这种不公正倾向。
二、程序调整
在WTO建立后，论坛式的争端解决机制变成了现行法院或仲裁式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是一种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进行管理的独特司法制度。在研究这一机制时，适当的引进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是不无裨益的。
程序的功能和价值何在？一般认为，程序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效率和效益。但是关于程序的价值的探讨确是学说众多。强调程序法的独立价值的学者认为，程序法的独立价值体现为，尊重当事人和法律关系主体，弥补实体法不足、公众认可以及制约实体法等价值 。价值定位强调程序法独立于实体之外的价值。
确实，程序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发挥作用也日益增大。但是有必要全面的看到程序法的工具价值和程序价值，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程序法的工具价值，应该说是程序法的首要价值；但是也应该看到，程序法具有独立价值。与此对应的是两种学说：“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程序本位主义”如“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观点持者日本诉讼法学家谷口安平 。但是也以后看到，不应该把程序的功能和地位提得过高，最初提出“程序价值”理论的萨墨斯主要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从结果本位主义之外的角度对法律程序问题进行思考，但并没有达到忽视甚至否定程序工具性价值的程度 。总之，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程序法和实体法必须同时存在，互为依存，马克思比喻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是“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
在WTO体系中，所谓的程序主要是WTO争端解决机制。WTO成立以来的时间已充分证明，该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机制，因为没有这一机制，WTO成员方的贸易争端无法解决，势必使任何实体规范成为一纸空文，WTO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在反倾销制度领域，这一机制的作用同样得到极大发挥。
下面试以“印度诉欧共体棉织床上用品反倾销争端案” 涉及到的“归零法”为例论述。 在本案中，印度列出了欧共体在反倾销调查中违反“反倾销协议”的31项做法，最重要的是关于“归零法”，在倾销幅度和倾销数额的计算上，欧共体根据进口床单的不同型号，每个型号的床单计算出该型号的差价幅度（margin of price difference），然后某型号的倾销数额=差价幅度*进口数量，对于那些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欧共体不是计算出一个负值的倾销数额，而是一律将这类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归等于零，接着是计算总的倾销数额，将之除以所有型号床单的进口数量得出一个总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印度认为，“归零法”与《反倾销协议》2.4.2款不符，导致加权倾销幅度的扩大，印度认为，2.4.2款规定的三种倾销幅度比较方法之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的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之间进行比较”，印度认为这一条款并未授予欧共体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可以擅自把某些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由负额变为零，这实际上排斥了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参与总的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计算，违反了“加权平均”应有的含义。欧共体抗辩，计算倾销幅度应该针对存在倾销的床单，由于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没有构成倾销，所以在加权平均计算总的倾销幅度时应该排除在外，另外，与印度强调“全部”对应其强调“全部”之后的条款用语“可比”。
专家组认为，印度、欧共体以及作为第三方提出见解的美国对《反倾销协议》2.4.2款的理解都有孤立性和片面性，提出应该根据《维也纳外交法公约》31条“条约应依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以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认为“归零法”实际上把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床单排除在外，把其出口价格视为正常价值，人为的篡改了数值。欧共体上诉，上诉局再次强调倾销幅度和倾销只能是“案件所设涉及产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倾销幅度。
这种通过专家组和上诉局的解释即所谓的程序调整的效力问题，即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报告有没有普通法上的先例效力，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是否有权解释WTO一揽子协议从而拘束后案，这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有观点认为，“WTO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拥有司法解释权，以区别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9条拥有的立法解释权”。 也有学者担忧，“以往专家组的裁定、裁决、报告实际上有着极广的影响，专家组凭借此手段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专家组常此以往必然影响WTO与缔约方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稳定性。 这种担忧不是凭空而生，为了不使之发生，就要求专家组和上诉局的解释必须严格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并且根据乌拉圭回合《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DSB的建议或裁决不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如此重要，使得我们在看到WTO争端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良好作用的同时，注意到其不足，这一机制也需要完善。WTO司法机制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如审案过程是“保密”的（DSU第14条），不公开不透明的，第二个缺陷是上诉机构缺少一项重要的权力，即一般法院都具有驳回重审权，而“上诉机构得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裁决或决定”（DSU第117条13款），有学者认为，这个缺陷给WTO司法机制的实际运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偏颇、违规造法、举证混乱等。比如在“证据制度”上，未对证据的范围、举证责任、证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规定，存在严重法律真空，两大法系共有的一些证据规则难以应付复杂的案件事实，如美国诉阿根廷鞋类、纺织品、衣服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措施案中（WT/DS56），专家组拒绝接受阿根廷提出的其与世界银行IMF间备忘录的实体抗辩，上诉局维持专家组意见，但是却无法找出专家组拒绝的理由，又比如欧共体诉美国301条款案（WT/DS152/1）专家组认为欧共体提出的三个反证例子不能构成反证。 为了更好的发挥其功能弥补实体的不足，机制自身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而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实体调整
虽然WTO反倾销协议从国际高度对国内反倾销法进行了一定的规制和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存在诸多不近人意之处，存在一些可钻空子的模糊含混之处。有学者指出，WTO反倾销协议最多也是“给贸易政策中一处化脓了的伤口,捆绑上一条绷带” 而已。所以国际经济法学界尤其是一些研究WTO的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第一种主张是要动大手术,用统一的“国际竞争法(反托拉斯法)”取代现行的反倾销政策和具体规则,而把从严界定的、反竞争的“倾销”行为纳入国际竞争法,作为它的一个条款。第二种主张是仿效WTO体制中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TRIPS(知识产权协定)的现有模式,设制一个协调各国竞争法的法律框架和机制,倡导各国反托拉斯执法机关之间“主动礼让”(Positive Comitg)、相互协作。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福克斯教授把这种类型的条约或协议称作“TRAMS”(与贸易有关的反托拉斯措施协议) 。
但是，正如著名WTO/GATT专家杰克逊指出，“尽管人们对反倾销法存在种种政策上的疑虑，但是这些法律在最近将来是不可能被废除或作实质性修改” 。所以我们只能建议考虑在现行WTO反倾销协议等确立的国际反倾销秩序的框架内，通过谈判、立法解释和上文已经提及的司法解释不断的完善WTO反倾销法律制度，从而日益减少甚至消除其非关税壁垒或称保护主义倾向。根据学者总结，主要有以下方面：
1.扩大并强化“公共利益条款”。认为对倾销的认定和对“损伤”的确定,对反倾销调查和措施的采取,不能只着眼于本国某个行业的局部利益,还要把消费者和用户的利益,乃至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与损害,统统考虑进去,从国家经济与国民福利的整体利益作出权衡。显然,这就足以遏制住保护主义肆虐和动辄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势头。
2.把在市场占有份额不居支配地位或主宰地位的广大中小型企业或出口商排除在反倾销范畴之外。
3.重新从宽定义“相同产品”,以遏制在认定倾销和确定损伤的各个环节上偏向保护主义的倾向。
总之，在WTO有关实体法律上做修改将是一漫长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的谈判。面对WTO反倾销协议的一些模糊之处，WTO争端解决机制所起作用不可忽视，实际上，反倾销调查作为一种国内的行政程序并且由相关发动国部分操纵，从主体上来说就难免有不公正倾向，更何况WTO反倾销协议等法律文件存在模糊性，给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间，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够以公正的第三方并且带有“监督和纠错性质”出现在纠纷解决中，这种程序调整的力量在目前是最主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尽快学会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代理，法律出版社，2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