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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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成因与对策


执行是人民法院依据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重要法律手段。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既是对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又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维护。执行不同于履行，履行是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的行为，执行是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所以执行又称强制执行。 执行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按照法律规定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此严厉的法律规定，执行工作应该好开展，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是人民法院面临的重要问题，更为恶劣的是暴力抗拒执行的事件时有发生。目前，暴力抗拒执行的存在，已严重危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统一，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与执行权威，践踏了神圣的法律，使人民丧失了对国家法律的信服与虔诚，这必将影响社会稳定，民心难安，同时还将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本文试就暴力抗拒执行情况的原因略呈管见，并探索一些防范的办法。
一、暴力抗拒执行的原因
1、人民法院是以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依据，当事人认为执行依据有错或确实有错，当事人拒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引发暴力抗拒执行。这里着重要特别说明一点是依法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理决定，在执行中引发暴力抗拒执行情况较多。
2、因执行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差，在执行中冷、硬、横，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等，导致暴力抗拒执行。
3、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之间的存在，使一些当事人自认为有靠山，藐视法律，不但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反而认为人民法院执行是摸了它的老虎屁股、不得了，大打出手，暴力抗拒执行。
4、执行准备工作没有作好，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会不会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不履行采取强制措施会不会遇到围攻、被执行人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如何？社会背景如何？一概没有掌握，一头雾水，懵懵懂懂的在执行，运气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但强制执行与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本身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一触即发。十有八九这些执行干警的运气十分坏，遭遇暴力抗拒执行。
5、当事人法律知识少，素质差。虽然我国普法教育开展了一次又一次，但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都在扫除文盲之上，何谈法律知识的掌握，于是就有了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高喊，就是差点钱，又不是犯罪等。故意抗拒执行。更有甚者就是对你执行法官动点武，暴力抗拒执行。这种情况在农村遭遇比较多。
6、执行工作物质装备差。法院的执行工作重要的特征是以行动为主，这就需要为执行工作配备优良的物质装备、交通通讯工具。遇采取强制措施时物质装备差，没有力量，反之被执行人物质装备好，他有力量，他很有可能给你执行干警说：不。并且还要让你们尝尝老拳，于是暴力抗法事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执行中时有发生。
7、执行法制不健全。这是被执行人胆敢暴力抗拒执行的内在动力。《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适用范围小，力度不够。《刑法》等相关部门法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惩戒力度和范围太小。这些法制上的不健全，导致暴力抗法者没有得到严惩，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执行案件产生暴力抗拒执行埋下了隐患。

二、防范暴力抗拒执行的办法
1、提高执行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这是防范暴力抗拒执行情况发生的最根本的办法，教育干警加强政治思想道德的修养，树立爱岗敬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调动干警的工作热情。在执行中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多为人民群众着想，理解当事人文化知识、法律知识差，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法院应组织各种形式的业务知识培训与学习，提高只干警业务水平，在学习中要注意对其审判阶段业务知识的掌握，因为执行需要这部分知识，否则执行干警遇到审判阶段的问题就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还没有执行就被难住了，谈何审查执行依据，谈何防范暴力抗拒执行。同时还要注重技能素质的提高，执行干警要有综合的社会活动技能，能处理一些特殊的情况，遇突发事件才能临危不乱，果断妥善处理。
2、设立执行预案制度，作好执行前的准备工作。执行案件受理后，承办执行法官在执行前，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社会背景、住所地亲朋情况、心理、性格特点等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并指定确实可行的执行方案，该方案中绝对要包括防范暴力抗拒执行的办法，这个方案就是执行预案。这样执行法官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效的防范暴力抗拒执行。
3、制定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律统一和尊严的有效办法。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宠爱的、庇护的被执行人是暴力抗拒执行的喜好者，是暴力抗拒执行的积极分子。从根本上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办法是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促成司法独立地位，改革人民法院的人事和机构，改上下级业务指导关系为领导关系，在人事任免上由上级法院决定后提起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免，将法院的管辖与行政区划的设置脱钩。人民法院的经费预算和决算由中央财政单列。在现阶段克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办法是执行法官搞好社会联动，寻求全方位支持。既法院首先应主动、全面、及时地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执行情况，取得他们信任、支持，同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对地方、部门保护，批条游说之行为公开暴光，使他们不敢当、不愿当抗拒执行者的靠山。
4、加强法院执行工作的物质装备建设，保证通讯、交通、戒具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上争取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各级法院本身已要物质力量在统一调配和指挥下，以十分的运作规模，造出二十分的执行效果。
5、为执行工作立法，增强法律威慑力，加大强制执行措施的惩戒力度，使当事人不敢越雷池一步，自觉履行义务。
首先，制定《强制执行法》，对有关执行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的各个方面的规定进行完善。规定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罚款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单位的处以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对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按单位罚款幅度同时处罚，罚款与拘留并处的应同时执行，拘留可以连续使用。
其次，修改刑法，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拒绝履行义务款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罚金；对公司、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宣告其破产，组成清算组，进行清产核资，并对法定代表人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以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对自然人不能履行义务者，通过法定程序宣告其破产，同时规定其不能高消费，只能在当地基本生活保障线上生活，一旦超出此线，视为欺诈，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倍以下2倍以下罚金。

(湖南安乡:吴炳红 汤四安)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

作者：彭 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一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概况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缓执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然是缓执行制度，但却是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同时进行缓刑宣告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即适用缓刑既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更要关注不予关押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恢复性司法其固然要关注犯罪人的已然之罪，这就是“顾后”，但其更加关注犯罪人以及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瞻前”。此外，缓刑是确实不危害社会的有条件不予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所强调的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一样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与非监禁化，强调社区的矫治，为此可以说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有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也仅为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但该项制度设计仍然是一项远未发展成熟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体制，况且一项制度的移植与建构，需要有历史文化的吻合、观念的准备、经济的基础，其他制度特别是刑法、刑事法的各项制度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在理念及价值上的共同性，笔者认为我国在适用缓刑制度时引进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缓刑制度的价值目标，又是对原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且与我国现有的基本刑事制度相一致。

二、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特别是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判断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搞暗箱操作，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自终都应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保障人权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给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其所强调的是赔偿和预防，而不是给予惩罚。而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或社区志愿者充当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之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得到补偿，使被害人的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当然在此理解的恢复性不能机械地界定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之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状态损害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人际关系方面，而恢复性司法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要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得社区人际关系经过整合达到更为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得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为此，在适用缓刑的司法程序中，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成为必要。充分尊重被害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的地位，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由法官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由当事人商讨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包括对被害人的道歉和赔偿以及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和缓刑期间的矫正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案，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商讨方案，以确定是否适用缓刑，而不是单纯的以上述三个不确定的条件来确定缓刑的适用，最后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恢复。

三、缓刑制度中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程序中提升了被害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增强主体程序的参与性与民主性。"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应是加强并保证他的程序参与权。"有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让人们以看得见方式实现"。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只有参与到诉讼中来，才能看得见实现正义的方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程序参与对被害人权利保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保障诉讼参与的充分性，法官就应承担如下义务：一必须给予被害人、被告人相互沟通、表达的机会，而且法官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主张，二是法院最后的决定应当建立在当事人的主张基础上。当事人的充分参与，体现了程序的真正的民主性。

其次，标志着我们的司法制度不仅注重于法律秩序的恢复，更注重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大部分犯罪直接侵犯的是个人利益关系，不过这种个人利益关系受国家的特别保护时，它同时体现为国家利益关系，所以传统传统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国家公诉机关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而行使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往往是使犯罪人承担了一种抽象的法律责任，恢复了法律上的秩序，却忽略了个人利益的保护，包括被害人的利益及犯罪人的利益，忽略了社会利益的恢复。但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侵害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充分发挥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的作用。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从而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全面恢复。

第三，可以以缓刑制度为契机，不断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最终为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建构做好准备，顺应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
从目前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基本相同的局面。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重大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突出，严重威胁了社会秩序，也使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降低；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一些罪犯出狱或假释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如果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不对某些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因此，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必须明确两极化走向思想，确立“轻轻”与“重重”双轨并行的刑事政策。两极化走向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抗制犯罪问题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越应放宽对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从重打击”的单向运行，只会导致刑法的过分张扬；而一味地轻缓又会造成刑罚的乏力。只有“轻轻重重”，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才能在维持对重大犯罪持久的高压态势的同时，使轻刑犯得到更好的矫治。而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的缓刑制度，注重了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恢复，体现了程序的民主性，恢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注重社区参与共同对犯罪人的矫治，减轻了国家刑罚的压力，同时又与我国的罪行相适应等刑事法律基本原则不违背，是理想的应对犯罪的机制，为此，在允许的范围内，如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特别是未成年人犯，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推行缓刑制度成为必要和可能，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以此为契机，为构建恢复性司法制度创造基础。

当然，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的具体制度及适用的范围、条件等也应有具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