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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俄罗斯 印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第十二次会晤联合公报（全文）



　　当地时间11月10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外交部长第十二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第十二次会晤联合公报



　　一、2013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举行第十二次会晤。会议气氛真挚热烈。

　　二、外长们重申中国、俄罗斯、印度三边合作机制作为增进三国在相关领域内对话和务实合作平台的重要意义，强调三国合作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表示三国决心本着开放、团结、互相理解和信任的精神加强三方对话，在共同关心的全球及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

　　三、本次会议在中东和北非形势持续演变，巴厘岛第九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召开在即，世界经济重回增长轨道面临诸多挑战，有关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自然和人为灾难、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等的关切上升的背景下举行。外长们同意本着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就上述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保持磋商与协调。

　　四、外长们对菲律宾近日遭受台风袭击并造成人员伤亡，向菲律宾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

　　五、俄罗斯和中国外长分别回顾了近期印度总理辛格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成功访问。

　　六、外长们认为，世界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正在建立一个符合21世纪现实和需要的多极化国际体系。外长们重申将共同努力，致力于以国际法准则、国家间平等伙伴关系和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建立更加稳定、安全和公平的国际关系。外长们同意共同合作，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方面的中心作用。

　　七、外长们对2012年11月20日至2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二届三方学术会议表示欢迎。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间交流始于2001年，此次会议标志着三方完成了第四轮交流。

　　八、外长们对2012年11月13日至1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五届中俄印专家救灾三边会议表示满意。会议同意进一步促进该领域信息共享、科技交流以及人员培训的三边合作。

　　九、外长们重申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以及反人类罪行。外长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在何地由何人所为，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外长们认为各国应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在《联合国宪章》、安理会相关决议、全球反恐战略以及相关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基础上，联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外长们强烈谴责10月28日发生在北京的恐怖袭击事件。

　　十、外长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政治、种族、民族或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成为实施恐怖主义的理由。外长们强调应将恐怖分子、恐怖活动的组织者、资助者以及支持者绳之以法。

　　十一、外长们对叙利亚不断恶化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对持续暴力造成越来越多侵犯人权和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表示谴责。外长们欢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核可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就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通过决定并要求叙利亚完全履行禁化武组织决定。欢迎美国、俄罗斯就在指定时限内确保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安全并完成销毁达成框架性协议。欢迎叙利亚最近加入《禁化武公约》。外长们敦促尽快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推进落实2012年6月30日通过的日内瓦会议公报，使叙冲突有关各方坐到谈判桌前。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任何方案都必须满足叙社会各阶层的合法诉求，尊重叙利亚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外长们重申叙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十二、外长们重申巴以冲突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是中东建立可持续、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外长们对巴以重启和谈表示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巴、以双方在安理会相关决议、马德里原则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基础上，基于“两国方案”寻求解决冲突，最终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且拥有安全边境，享有主权、民主、独立，团结并具活力的巴勒斯坦国。

　　十三、外长们讨论了埃及局势，认为埃及是中东地区的稳定因素，希望埃尽早实现国内和解，继续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

　　十四、外长们对阿富汗局势深表关切，认为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阿安全、稳定、繁荣的主要威胁，强调有必要采取共同和协调行动应对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包括清除恐怖分子的基地和避风港，切断对恐怖主义的金融和技术支持。

　　十五、外长们强调国际社会继续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并在阿过渡期以及较长一段的转型期内履行对阿民事和安全援助承诺至关重要。鉴此，外长们呼吁加强阿国家安全部队的能力建设，使其能够担负维护阿安全的责任。外长们重申，国际社会应继续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外长们强调通过扩大阿富汗的贸易、运输网络以及与地区的互联互通，帮助阿融入本地区十分重要。

　　十六、三方支持联合国在促进阿富汗和平与稳定方面继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外长们重申将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和区域机制内就阿富汗问题保持密切互动，包括伊斯坦布尔进程、阿富汗区域经济合作会议、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俄罗斯和印度欢迎并将全力支持中方承办2014年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

　　十七、外长们认为，阿富汗局势走向与本地区安全息息相关。实现广泛和包容性的和解是阿富汗实现长期和平稳定的关键。外长们同意阿富汗和解进程应由阿人主导、阿人所有、阿人推动，这已写入2010年7月20日通过的《喀布尔会议公报》，并在2011年12月5日发表的《波恩会议结论》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得到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十八、外长们对阿富汗境内非法毒品生产和走私的规模表示关切。外长们强调贩毒是恐怖组织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巴黎进程有关决定和《上海合作组织禁毒战略》打击阿富汗毒品生产和走私。

　　十九、外长们重申，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国家，防止核武器扩散、加强核不扩散机制是三国共同任务。他们欢迎核安全领域积极进展，强调应坚持并落实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及2012年首尔核安全峰会共识。

　　二十、外长们呼吁在分步、对等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早日解决伊朗核问题，恢复国际社会对伊核计划和平性质的信心。承认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严格保障监督下，拥有与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相一致的和平利用核能包括铀浓缩的权利。外长们支持加紧推动谈判进程以解决该问题。

　　二十一、外长们认为，将信息通讯技术用于犯罪、恐怖主义以及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行径的危险正在上升，并对此表示关切。外长们重申推动并参与构建和平、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并强调根据公认的准则、标准和做法安全地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尤为重要。

　　二十二、外长们认为联合国是给世界带来希望，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多边平台。外长们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鉴此，外长们重申应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其更具效率和效力，更有代表性，以更有效地应对当今全球面临的挑战。

　　二十三、外长们重申高度重视三国在金砖机制内的合作，决心共同努力，进一步增强金砖合作机制作为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与合作的机制的作用。

　　二十四、中国和俄罗斯外长支持印度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并作出积极贡献。

　　二十五、外长们强调亚太地区应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建立开放、包容、透明的安全与合作架构。强调东亚峰会作为各方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政治、经济议题广泛开展对话与合作的论坛的重要性。强调有必要加强在各种地区论坛中的协调与合作，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洲合作对话等。印度、俄罗斯支持中国主办2014年亚信峰会。

　　二十六、外长们注意到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正日益上升，支持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外长们认识到亚太经合组织在营造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有利环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外长注意到印度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保持开放性。

　　二十七、外长们认识到世界经济增长仍存在脆弱性，面临诸多挑战，强调应推进多边合作应对挑战。外长们欢迎俄罗斯作为主席国的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强调继续落实峰会有关建议，包括有关加速世界经济增长、推进中期财政整顿、提高就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及推动发展等，将有助于主要全球性经济问题的解决。

　　二十八、外长们强调二十国集团应继续重点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一核心问题，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

　　二十九、部长们注意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和相关度，以及对于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部长们强调应加速落实千年发展目标，重申将致力于实现减贫的目标，并希望2015年后发展议程聚焦消除贫困、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社会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他们强调，该目标应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保证各国国内政策空间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领域。部长们回顾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所有原则，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部长们强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财政资源、技术发展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援助，是所有国际发展合作契约的关键组成部分。

　　三十、部长们重申世贸组织成员国应保持开放心态，并在将于2013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第九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显示灵活，以推动会议取得成果。这将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根据其发展授权取得进一步进展奠定基础。

　　三十一、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外长赞赏印方在推动实现亚欧会议目标及任务，引导亚欧会议成员国探讨在共同关心的重要领域加强务实合作，以提高亚欧会议的关联性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做贡献。鉴此，两国外长祝贺并完全支持印度外长于2013年11月11日至12日在新德里主持召开第十一届亚欧外长会议。

　　三十二、俄罗斯、中国两国外长高度赞赏并衷心感谢印度外长举办此次三国外长新德里会议以及所做的周到安排。

　　三十三、俄罗斯、印度外长感谢中国外长表示愿主办2014年中俄印外长会晤，并表示将全力予以支持。


　　新德里

　　2013年11月10日


我国破产法有免责制度吗？

——对我国破产法第38条的一种解读

毛德龙

一、破产豁免原则的概念与历史演进
所谓破产豁免原则，又称之为破产免责原则，或称之为破产免责主义，其含义是破产程序实施，破产财产全部分配完毕后，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未足偿还的债务责任。这项原则起源于英国法，现已经由英美法国家扩及大陆法国家。与破产豁免原则相对立，称之为破产不免责原则，即破产人对债权人依照破产程序未受清偿之债权，继续负担清偿责任的原则和学说。
破产豁免原则的确立是经历了一个由不免责到免责的演进过程，究其原因，盖因为破产制度设立之初并未考虑债务人之再生的希望，更多的考虑则是如何公平的在众多的债权人之间分配破产财产，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集团的利益，尔后随着破产制度设置理念的变化，破产不再单纯考量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人的更生也成为破产制度的目的甚至成为更加重要的目标之一。1705年的英国的破产立法，开始允许破产的商人免责。英国最初实行破产免责的目的，在于通过免责促使债务人公示其财产，尽力协助破产清算，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美国破产立法发展了英国法创立的许可免责制度，将破产免责作为保障破产人开始新生活的重要手段，实现了破产免责制度在观念上和运用上的更新。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开始引进破产免责原则时，还要求免责应当经过债权人会议的一致通过，作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同情与豁免，后来则发展到破产豁免成为立法者的一项立法政策和立法原则，只要债权人会议不提出异议，法院也就没有必要依职权追究不许可事由的有无。
二、免责主义与不免责主义之划分
由上可知，在破产免责主义与破产不免责主义的划分之下，破产免责主义本身又可分为两类：第一，是许可免责主义。即破产人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免责条件时，应当向法院申请免责，未经法院许可，不产生免责的法律效果。英国、美国、日本的破产法即适其例。还有的国家破产法要求债务人若想获得免责，除应当征得法院的支持外，还应获得债权人会议的认可，这样就在免责程序上设置了两道闸门，使免责与否始终掌握在债权人集团的手里。第二，为当然免责主义，破产人在破产程序终结时，除非犯有欺诈等罪行，无需申请并经法院许可，当然享有免责利益。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即适其例。 这种免责制度无须法院同意，也无须债权人会议允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免责制度，它彻底消除了许可免责制度带有的债权人的同情因素和分配型破产程序的性质，已经成为更生型破产程序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我国破产法第38条是破产免责主义的体现吗
对于我国破产法到底推行破产豁免原则抑或是不豁免原则，向有争论。有的学者从我国破产法第38条 “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由清算组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的规定出发，认为我国破产法实行的乃当然即时免责原则。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破产法只适用于企业法人，对非企业法人不予适用，而企业法人破产免责乃法人制度的应有之义，并非破产制度的创设，也即他们认为上述原则的划分只有在自然人也有破产能力的国家才有意义， 在我国，我们只允许企业法人破产，不赋予自然人的破产能力，这种划分的必要尚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推行的既非纯粹的当然豁免原则，也不是许可免责原则，在我国尚不存在这种划分。笔者以为，除了极少数至今仍然固守破产不免责原则的国家之外，破产程序从一开始的一种纯粹的债务执行程序演变到清算程序再到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更生型程序，破产免责原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至于我国破产法到底采用的是免责主义还是不免责主义，还是根本没有所谓免责与不免责的划分，只要对日本著名法学家伊藤真教授对免责制度的精准论述进行仔细的分析，以及对照日本破产法第三编免责及复权的规定，就不难得出结论, 伊藤真教授指出：“倒产处理程序的目的，是要使以债权人为主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得到公平的满足。…而在破产程序中，程序的内部主要在于力图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并不包含有减轻破产人责任的程序。因此，在破产程序中，只要不能对债权人实施百分百的分配，破产人在程序终了后仍然负有向债权人清偿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本来的破产程序中并未准备有帮助债务人更生的机能。…在公司更生和合议中，由更生计划及合议条件来规定这种责任免除，在免除发生效力后，就得以实现使债务人更生的目的。…然而，在法人破产的场合，问题并不那么严重。原则上在破产终结的同时法人的人格也随之消灭。所以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考虑破产终结后破产法人的更生问题。但是，自然人破产的场合就不同了。在让债务人身负债务终结破产程序的情形下，债务人再次陷入经济困境的盖然性极大。如果要以破产程序为契机给予破产人以更生机会，就有必要采取更生手段减轻程序终结后债务人的负担。附随于破产程序的免责程序即破产免责，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日本破产法第366条之2规定：“（一）破产人于破产程序终止前，可以随时向法院提出免责申请。…”由是观之，所谓破产免责程序实际上并未区分自然人破产与法人破产之不同，其提出必须于破产程序终止前，方为有效。若以破产人主体之差别考察，所谓破产免责可应用于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法人破产程序过程中，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为实现法人的更生而允许法人与债权人集团达成免责协议，免除破产法人的部分债务，以实现破产法人更生之目的；其二，是在自然人破产的情况下，若无破产免责程序之设计，债务人很难摆脱困境，实现生产生活之复苏，实不利于社会家庭之稳定，也不符合法律之人文精神。导入免责程序，既能达到尽可能的实现债权人之债权的目的，又能有效的避免因破产引发的社会不安和体现法律对人文的关怀。反观我国破产法第38条之规定，以及结合我国破产法目前只允许企业法人破产的现实，该条规定实是对企业法人破产免责的一种误解。我们的立法者们的初衷可能是将该条文理解成为破产免责原则的体现，但仔细揣摩，便不难发现“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的规定有画蛇添足之嫌疑，企业法人破产终结，其法人资格相应消灭，其主体地位不复存在，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根本不可能再继续清偿，可以说“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是企业法人破产的自然结果， 如果将该规定视为我国破产法推行破产免责原则的证据，不免遗人笑柄。
四、我国破产法到底有没有免责制度
那末，在我国破产法限制自然人破产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破产免责的相关规定呢?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我国破产法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破产法所经历的由债务执行程序到清算程序再到更生程序的演进过程， 而是从我国《破产法》制定之初就非常注重破产人的更生和整顿，在我国破产法的理念中，破产还是被视为一种万不得已的手段，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和解避免破产，以实现债务人的更生是破产法矢志不渝的追求，因而在和解整顿程序的设计中就不可避免的允许债权人集团与债务人之间可以就减免债务问题达成妥协，而这种妥协正是我们所论述的企业法人在更生过程的免责的体现。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4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整顿的企业如果要求减少债务的，还应当写明请求减少的数额。”我国破产法第19条则规定：“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第22条第1款又规定：“经过整顿，企业能够按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对该企业的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由上述几个条文可见，尽管我国破产法不允许自然人破产，但在企业法人的破产过程中，仍然有破产免责原则的体现，这种体现就在于破产人与债权人集团和解的进程中，具体表现为债权人集团对债务人债务的妥协和减免。那种认为我国破产法没有破产免责制度或者认为破产法第38条为破产免责原则体现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或者有人认为，自日本1952年制定公司更生法之后，所谓公司法人的破产免责已经由公司更生程序所包涵和替代，其后所谓的破产免责似乎专指自然人而言。笔者认为，此说固然不差，笔者本身也同意破产免责原则本身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破产免责自日本制定公司更生法以来日本破产法倾向于专指自然人破产程序中的免责制度， 但广义上的破产免责必然包括公司法人在更生程序中与债权人集团达成的债权减免，但无论如何，认为我国破产法没有所谓的破产免责制度确实值得商榷。至于我国的破产免责是当然即时免责还是许可免责，从破产法第19条之精神，笔者认为应当定位于法院许可免责主义。法院许可免责有助于法院审查在免责协议背后的真正原因，对此，日本破产法还专门规定了所谓的免责不许可的事由，包括：破产人实施了意图侵害债权人的行为；破产人怠慢履行破产程序上的义务；与免责制度运营相关的政策事由。 这些规定，都值得我们借鉴。
五、结 语
可见，破产免责原则乃世界法律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破产法上的重要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破产人的更生，是更生型破产程序的应有之义。但破产免责在狭义上仅仅适用于自然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破产，广义上也适用于企业法人在更生破产程序中与债权人集团达成的债权减免。我们必须清除那种认为我国破产法第38条乃破产免责原则体现的误解，但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我国破产法不存在破产免责制度。可以肯定的预见，允许自然人破产是我国破产立法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国的破产免责制度才会真正的得到完善。当然，我们的这种观点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截止目前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进退之间——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原则的反思》在最高法院举办的第十四届学术论文研讨会上获三等奖。参加过两个课题研究，还参加过司法部“九五”规划重点教材《竞争法》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