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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崛起是春节在海外火热的根源

杨涛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五晚，160多名来自北京的演员在英国与伦敦市民共同庆祝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春节。当天上午10时许，近5万名伦敦市民早早赶到表演现场，将市中心的特拉法耳加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新京报》2月15日）
来自同日的《北京青年报》消息则称，大年初一，纽约华人的迎新春活动达到了第一个高潮。50万只鞭炮在曼哈顿下城唐人街上响起，数十个舞狮、舞龙队以及6万多市民和游客，将大街小巷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而且从今年起，根据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去年签署的一项法令，“中国农历春节”成为了该州公共节日中唯一的亚裔节日。
这正应验了一些学者所称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的传统春节正是以它鞭炮、对联、舞龙等等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文化风情，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异国他乡的人们所喜欢，从而大阔步地走向世界。因而，民族的节日也好，民族的饮食、服饰也罢，也许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独特魅力，而不是亦步亦趋走在他人后面，才能得到他人的喜爱。
然而，中国的传统春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吸引外国人眼球的独特魅力，却又为什么到了近些年才得以风糜世界？这当然与科技的日新月异、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世界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对于不同文化具有更多的包容和欣赏的心态有关。但更包涵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迈入小康生活，在国际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也越来越高，初具大国风范，中国正逐步为世界所瞩目。同时，在海外的华人不仅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华人在所在国勤劳致富，并积极参政议政，获得了应有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大国魅力、华人风范，使得异国他乡的人们从不理解甚至敌视中华文化，转而接受和欣赏中华文化，甚至说不准那一天，将其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正如西方国家在今天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西方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肯德鸡、情人节等等正逐步成为了其他国家一些人们的生活习惯。当今大国的影响不仅在于政治和经济上，由此而波及的文化更是深刻地改变着世界，而当一个国家成为某种文化的源泉时，它在国际上就更具有话语权威，相应地其政治地位更是提高和经济更加腾飞。
因而，借着中国和平崛起的东风，将民族的文化推向世界，我们的政府部门、民间团体以及海外华人是大有作为。笔者注意到，此次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共同庆祝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活动，是北京市旅游局和港中旅国际旅行社等一些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共同举办的，而在2004年春节，北京市旅游局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也进行了类似的庆典表演。“中国农历春节”成为纽约州公共节日中唯一的亚裔节日，同样与华裔积极参政议政所分不开。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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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湖北武汉 王培荫）

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目前,众说纷纭,从理论界讲,有社会科学院的老先生主张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实务界讲,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揣测是以此照顾国务院的面子。下文拟对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个人办理具体案件的办案思考,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 医疗纠纷的定义。本文中对医疗纠纷一词限定在由于医院等医疗机构或医生的医疗行为而导致患者人身损害（包括医疗事故而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而产生的医患纠纷。
第二、 医疗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因法律适用而产生的几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则将二者统称为《民法通则》）。另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处理。当然还有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应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处理。
第三、 笔者的观点以及理由。笔者同意上述最后一种意见，认为医疗纠纷案件无论构成医疗事故与否均应一律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不是其他法律、法规或解释。以下对上述错误或不全面的观点逐一分析：
以上第一种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不全面，《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还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因医疗机构或医生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而使患者人身受到损害，符合《民法通则》中应当承担责任的规定，所以医疗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而仅仅适用《民法通则》又不够，该法因制订日期早使得实际操作性较差，规定不具体，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结合审判实践，于2003年12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比较好的解决了实际生活中处理人身损害案件的审判和民事赔偿等需要。
以上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奇怪的是包括梁彗星先生都持这种观点。我很尊重梁先生，但是尊重他不妨碍我提出反对他的观点，何况我一向尊重而不迷信权威。持此观点者的主要理由是《民法通则》是处理人身损害的一般法，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的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笔者以为，这是对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误解。一般法与特别法是就居于同一法律层次的法律而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二者都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我们通常认为它们居于同一法律效力层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属于一般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是相对于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而言对有关海事案件诉讼程序作特别规定的特别法。我们比较《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前者由全国人大制订，而后者由国务院制订，前者属于法律，后者属于法规。很明显，《民法通则》是上位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下位法，二者不属于同一个位阶，不属于一个法律效力层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可能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况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本身是对医疗中的医疗事故进行行政管理的法规，立法初衷并非解决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而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应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或诉讼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国务院无权对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制订法规。笔者还以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民事赔偿的内容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之嫌疑。
第三种观点，看似正确，其实不然。错误在于，首先是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理解成了特别法，与第二种观点同样犯了常识错误。其次，错误理解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医疗纠纷的《通知》精神（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当初最高人民法院在《通知》中也仅仅是要求参照，而不是依照。值得注意这里的一字之差，参照和依照是不同的。当初在发布该通知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尚未出台，所以通知要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早已经生效，且该解释中明确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前后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不一致，应以后一个解释为准。第三，此观点已经导致实践中出现如下尴尬的现象：要么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的赔偿额度不如没有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要么构成医疗事故才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则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2款“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完全得不到赔偿。
总之，医疗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对于医疗纠纷，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事实，侵犯了其生命、健康权，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只有当医疗损害构成了医疗事故才能请求民事赔偿。并且，请求赔偿的依据应是依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院在审理和判决时的法律依据也应如此。